銹帶城市（rustbelt cities）的稱號源自美國中西部和東北部五大湖區域，泛指坐落這些區域曾因煤炭和鋼鐵工業而昌盛起來的制造業城市，如芝加哥、底特律、匹茲堡和克利夫蘭等。這些城市在上世紀80年代遍及呈現了去工業化、經濟不振、人口流失和城市衰落等問題，逐漸成為猶如生銹一般的老工業區。
廣義上講，銹帶城市指以傳統制造業為經濟支撐的老工業城市。我國最大的老工業區域——東北區域，向來是我國最重要的動力和自然資源基地。自2003年“東北復興”方案以來，盡管國家為其供給了很多的資金和方針支撐，但到今天，其經濟重塑仍存在較大的困難和阻力。
近期的數據計算顯現，東三省不少城市存在GDP負添加現象，人口外流現象仍非常嚴峻。東北老工業城市的經濟復興問題再次成為媒體和學界重視的熱門。有經濟學者以為東北城市的問題是工業問題，應該要點從外部注入資金和資源以開展輕工業；也有學者以為東北復興問題歷來都是體系問題。但好像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
本文企圖經過對遼寧阜新的事例剖析，從演化經濟地輿和準則視角論述形成東北銹帶城市復興問題的一些本源，從地輿的視點供給一種視角和聲響。
阜新往事
1）1949年之前：滿意戰役所需
在古時，阜新歸于邊疆區域，曾被游牧民族操控。1890年，當地人發現了很多的煤炭資源，促進外來人口很多涌入。因為經濟繼續添加，清朝的光緒帝認識到阜新的重要性，于1903年將其封為“阜新縣”。截止1913年，阜新已成為我國最大的煤炭出產地之一，聚集了19家煤炭公司，共3000多名礦工。
從1914年開端，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迸發前，日本公司在阜新買下很多礦坑，并取得開礦權。在偽滿占據東北期間(1931-1945)，日本進一步加快對阜新煤炭資源的掠取。1934年，日本滿洲煤業公司掌控了阜新的一切礦井。為滿意戰役所需的資源，不斷擴大煤炭產值，并于1940年將阜新縣正式指定為“阜新市”，以滿意其殖民方案。1940年到1945年，超越30萬我國人和10萬日本人被有組織地遷入阜新。
這一時期，阜新很大程度上成為日本戰役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工業根底設施得到充沛建造，并開端具有了現代的工業體系和完善的城市體系。
左圖：偽滿洲國時期阜新的一座裝備精良的礦井。右圖：阜新(海州)城市大街。 材料來歷：張佳，1936年，原日本當局拍照
2）1949-1976 ：社會主義年代的模范城市
解放戰役時期，阜新經濟墮入阻滯。1949年，中心決議優先開展我國東北區域。作為其時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遼寧被描繪成“共和國長子”，有義務首先施行其時中心提出的“重工業優先”戰略。阜新具有豐盛的礦產資源和完善的根底設施，加上接近蘇聯的地輿位置和其時中心親蘇的政管理念，便成為施行蘇聯式工業化的理想城市。
到了1960年代，中心將蘇聯的本錢和技能注入遼寧。毛澤東以為“煤礦工人特別能戰役”，并能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做出巨大奉獻，故阜新、撫順和鞍山等煤礦城市被要點扶持。
在“一五”(1953-1957)期間，有四個蘇聯援建項目（三個煤礦廠和一個發電站）布置在阜新，大力促進了阜新煤炭工業的開展。1949-1976年，阜新出產了近三億噸原煤，約占1949年到2016年之間全國煤炭總產值的65%。這一時期，阜新人口從69萬人添加至156萬人，人口添加率超越了其時簡直一切的我國城市。阜新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化形式得到中心廣泛認可，其巨大的社會經濟成就經過報紙、電臺，甚至是流轉錢銀上的圖畫，被廣泛宣揚。在這個根底上，毛澤東曾多次清晰，阜新是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造的演示城市。
阜新海州煤礦，阜新最大的煤礦，1960年代印制人民幣
3）1978-2000：銹帶城市
1978年的變革開放成為阜新經濟的拐點。商場經濟變革遭到阜新國有企業的抵抗。如阜新的獨占企業阜新煤礦，在財政上負擔過重，不只要向工人(以及退休工人)付出可觀的薪水，還要給工人家族供給強制性的社會福利（如子女教育、住宅、醫療等）。當地人習慣于獲益并長時間依靠這種“大鍋飯”體系，不肯承受商場經濟變革。
面對1990年代以來不斷干涸的本地煤炭資源，阜新挑選挖掘新的礦井，以此來添加煤炭的產值，而不是進行變革。1980年，阜新經濟添加開端放緩，在煤炭儲量削減的1990年代，狀況變得更糟。
官方數據顯現，1990年至1995年，阜新的GDP添加2.1%，在遼寧省掛末，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6.2%。1998年國企變革敞開后，阜新煤礦被逼封閉虧本的煤炭工廠，并且剝離其隸屬的集體一切制公司。一時間，超越二十萬人下崗。據報道，2000年阜新煤礦的煤炭子公司宣告破產之后，短時間內發生了30余次集體事情。
阜新，一個此前的社會主義演示城市，變成了一座銹帶城市。
阜新海州露天礦低品質煤采選工人
4）2001-至今：復興辦法
很大程度上，阜新經濟的闌珊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年代下我國區域開展不平等的加重。越來越嚴峻的距離促進中心運用了一系列當地甚至國家驅動的出資、金融支撐戰略，來從頭平衡國民經濟的空間性。曩昔十余年間，東北城市取得很多經濟支撐。2001年來，國家對基建項目的直接出資成為阜新的首要資源和GDP添加的推進力。
阜新的煤炭公司將出產搬運并擴張到其他富煤區域，以追求生計，亦為避免破產帶來的不良社會效應。某種程度上，煤炭工業的本地“空心化”抵消了國家對阜新的出資。再者，之前國家對基建項目的出資，僅為當地人發明了時間短的勞動商場，大部分以往依靠煤炭國企的居民仍找不到安穩的作業。
國家對阜新的出資項目大都會集在發明新的工業上，而對社會根底設施(如住宅)的出資缺少，使得阜新仍存在很多生活條件粗陋的棚戶區。一起，阜新的經濟嚴峻依靠房地產開發。這與城市土地財政是當地政府影響經濟添加的邏輯相吻合。比較同類城市，為了補償當地政府的財政赤字，阜新以城市化名義出售農村土地的行為更急進。
2001年至2016年，阜新總人口數量從193萬下降至178萬，但城市人口數量從78.4萬添加至103.6萬?？梢姡沸碌某鞘谢⒎怯赏獠咳丝谶w入所驅動，而是在土地財政影響下經過對農人市民化的手法完結的。但是，自上而下的出資戰略和當地土地財政都沒能為阜新發明滿意的工作機會和添加當地人收入。
在阜新等候臨時工的非正式勞動者
阜新市區棚戶區的一幕
新工業能否重振阜新？
阜新在國家的很多出資下，已開發了幾個新的非煤礦工業。這些新工業是否能重振阜新的城市經濟？
1）農業和食物出產
2001年，阜新因1998年的國企變革，發生很多賦閑和社會動亂。之后，中心指示阜新在市郊開展現代農業，以吸收處理很多下崗工人，經過鼓舞如雙匯、伊利、六合等食品企業的直接出資，阜新經濟得到了必定補償。據記載，約有7萬名原煤炭國有企業的職工在阜新農村區域從頭工作。到2005年，農業和食品工業已成為阜新的一大支柱企業。
但是，跟著經濟的相對改進和更多城市服務性工作崗位呈現，阜新的現代農業面對人員流失和工業危機。因為對城市生活激烈的愛情眷戀和社會對“工人階級”的工作認同，從事農業勞動的原下崗工人逐漸重返城市。因而，培養現代農業盡管成功應對了賦閑危機，但缺少可繼續的開展動力。
2）風力
近年來鼓起的風力發電被以為是阜新開展的一條新路。2003年，作為其時我國最大的風電開發央企之一，華電(金石)在阜新開展了一個小規模的風力發電實驗項目，此舉開端奠定了阜新風電職業的根底。
2005年，國家動力局決議挑選阜新作為風力發電的試點城市。隨后，中心政府指定我國最大的風電開發商——華能在阜新出資布置一個500兆瓦的大型項目。在國家方針輔導和豐盛補貼下，包含央企（我國風電、大唐、華潤、國電）和制造商（金風科技、華銳風電、明陽）在內的簡直一切聞名風電公司都在阜新出資項目。到2016年，阜新風電裝機容量到達1890兆瓦，比2005年添加了20倍?，F在，阜新是全國最大的風力發電地之一，約占遼寧省風電裝機總容量的三分之一。
實際上，國家對阜新風電工業的布局表現了“復興東北老工業區”戰略。風電職業的央企來到阜新，開釋一個激烈的信號，它告知當地利益相關者，這座城市再次被國家“特別照料”和“偏心”。盡管阜新缺少風電職業相關的本地技能和本錢，當地政府卻竭盡全力地支撐國家的決議，不斷經過優惠辦法招引風電企業出資。
但是，新興工業對當地經濟的奉獻是有限的，還隨同許多準則性妨礙。其要害原因在于，央企在財政和行政上脫離阜新市的經濟體系和統轄規模。這意味著阜新風電開展首要獲益于國家補貼，但卻很多耗費本地公共資源來滿意這些企業的需求。
此外，風電項目(首要是山區)擴張形成了環保和林業部分的嚴重聯系，這直接導致了風電批閱流程放緩。不少人以為，國家對阜新的風電出資是“不行繼續的，很快就會暫?！薄?/div>
阜新山區并網風電場
3）煤化工
煤化工工業，作為國家動力局確認的現代新動力工業，自2005年以來一直是我國要點開展的工業。動力央企是這個工業的首要推進者。2010年，阜新的煤化工工業開端鼓起，但早在2006年就有了開展方案。
其時，中心政府在阜新開展風電的一起，還鼓舞央企開展煤化工。2005年，經中心答應，阜新煤礦集團從近鄰的內蒙古錫林郭勒收購煤炭，以補償本地煤炭資源干涸的丟失。2007年，在當地政府協調下，阜新與錫林郭勒建立了煤炭運送專用鐵路（即巴新鐵路），以保證煤化工工業有足夠和安全的煤炭質料供給。到2010年，以上盡力促進了我國大唐集團在阜新出資，并方案到2015年完結一個36.1億美元的項目。但是，此項目僅處理了出產幾個低端煤化工產品的問題，因為大唐在阜新多年的虧本，現有工廠往往僅僅部分工作。
2010年以來，煤炭價值降低、很多出資的淹沒本錢和低端的煤化工產能過剩，一起導致了整個工業的虧本。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個人、社會團隊和公共組織對潛在“鄰避效應”發生不滿，他們對城市煤化工工業的環境要挾和水資源的糟蹋表現出極大的憂慮。
在這個根底上，政府擬定了更嚴厲的環境規則和更嚴厲的項目批閱法令。2014年起，大唐要求阜新中止新建項目，尤其是高能耗和環境危險的煤制氣項目?？梢?，煤化工這項新工業也未能給阜新帶來繼續顯著的經濟效益。
阜新大唐煤化工總廠
為什么中心難救阜新？
在阜新推進的國家方針，具有顯著的由出資驅動的、自上而下的國家干涉主義特征，往往著力于發明或植入新工業。這些方針既不像一般的國家方針那樣相對松懈，給區域留有很大地步來習慣性地履行，也不是“一刀切”方針而徹底無視區域和當地的特性。
相反，這些工業扶持方針在國家層面是高度確認和正式化的，由央企在當地主導履行。盡管有高履行力和功率等優勢，中心政府干涉對阜新的經濟復蘇仍是發生了晦氣影響。
一方面，國家好像輕視或過于簡化了阜新所存在的復雜問題，企圖用方針的力氣來快速處理。在發明新工業時，忽視和回避了本地經濟內涵缺少的問題。另一方面，對新工業的挑選不是根據阜新當地工業條件和布景，而是看這些工業是否與國家微觀工業方針相一致。比方，開展農業和食品工業契合21世紀初提出的“三農問題”；開展風電和煤化工業也與2005年全國規模內的“開展再生動力”的工業活動相一致。這些根據國家層面、以使命為中心的方案，缺少對當地社會經濟條件的透徹了解，形成了阻止阜新經濟復興的消沉結果。
還有一種了解是，阜新本地對工業復興的才能缺少。阜新一開端就被中心定位為工業單一的國家動力供給中心。特別在方案經濟年代，“央企領導”的思想在阜新全面遵循。中心對當地經濟業務的操控被以為是更優越的形式，“礦大城小”的理念被廣泛承受。其時，阜新煤礦廠比阜新市政府具有更高的行政級別和經濟業務統轄權。甚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進行較為急進的商場變革之時，阜新的多人物權利切割現象也不易改動。盡管，現在阜新煤礦集團的一切權已被下放至省級政府，但“條塊切割”的管理形式依然存在。
此外，較高等級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存在，不只在橫向上打亂了阜新當地管理的結構，并且在縱向上給當地帶來了新的抵觸。例如國家動力局與國家環保部分之間的抵觸，表現在當地相關隸屬部分的敵對不合作。因而，“條塊”問題能夠視為阜新復興的最底子阻止。阜新處于兩難的地步，盡管有盡力尋覓復興方向的激烈志愿，但仍缺少內涵動力和才能。
能夠說，長時間存在的準則遺留問題，使中心和阜新本地政府建立了過于嚴密的聯系。中心不只設法處理當地問題，還經常以阜新是“試點”或“演示城市”為名，來實驗性地施行某個詳細的國家戰略。別的，這種聯系也使當地執政者發生了激烈的“等、靠、要”依靠心思，然后逐漸失去了契合當地特色的決議計劃認識和動機。
因為以上所述的多方面的準則缺點和妨礙，中心難以處理阜新的復興問題。從底子上說，與許多銹帶城市相似，阜新的問題是“體系問題”，而非簡略的“工業問題”。經過建立新的工業或賦予“模范城市”的手法，或許帶來時間短的經濟推進力，但它晦氣于當地擬定安身當地、細致入微的長時間方針戰略。
（作者胡曉輝系浙江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鄉規劃系助理教授；楊春系香港浸會大學地輿系副教授。本文編譯自論文《Building a role model for rust belt cities? Fuxin's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in question》，該論文發表于英國城市規劃期刊《Cities》2018年第72期）